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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城市问题读书笔记(上)

发布日期:2019-05-07 07:38

  作为一个读书栏目,以下会推荐若干本跟城市和士绅化有关的书。读书笔记很长,分三篇文章发出。

  城市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它往往就是我们生活本身。每个人都会表达对城市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人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的推荐,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索引;我们希望它所能传递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结论,一如既往,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

  《像与上帝握手》与城市的关联度并不高。它是一本文学相关的书,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几篇演讲。其中一篇是两个人——冯内古特和李·斯金格——联合推广自己的小说。

  这位李·斯金格我们所知不多,黑人,住在纽约,觉得应该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写了一本小说,名字叫《中央车站的冬天》。冯内古特说:“你的书理应产生政治后果,虽然你压根儿没有要求改革的意思。至少在纽约,这本书(《中央车站的冬天》)当之无愧成为畅销书,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真正一无所知的事情: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无意替风餐露宿者摇尾乞怜。但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一定会说:老天爷,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幅光景。”

  并不是要将侵犯我们对事物和自身观感的现象消灭干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同它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说,当你在街头从某人身边走过:你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我认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下面探讨的每一个问题、关于每一本书的推荐,我认为都应该围绕它而进行。它是所有思考的前提。

  鉴于这个前提,我们这里探讨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应该如何——都是针对全球范围意义上的城市,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也不想回避我们的城市,把目光放得远一些,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当然,也只有把目光放远一些之后,我们才会更多思考在一个打着为穷人的旗号而建立起来的国家,谁是新穷人,为什么会有新穷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视而不见,还试图把他们从眼前赶走,尤其是在富有、强大、崛起了之后。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所有探讨城市应该是什么样,探讨士绅化,探讨城市更新的唯一一个前提,是对人的尊重。

  关于城市、士绅化、政府、“他们”、穷人、中产阶级,还有“我们”……不管这个“我们”指的到底是谁的读者——是眼下正在看这篇推荐文章的读者、冯内古特的书的读者或者李·斯金格的读者——总之,我们的推荐从这里开始。

  社会学家罗伯特·E. 帕克在《城市》一书中剥离掉无生命的“人工构造物”之说。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无人工痕迹的自然生长之物,因而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生命体”,“人们很容易被城市的几何外形欺骗,以为它是一种纯粹的人工构造物,可以像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屋一样,将其任意拆分和重组”。实际上,城市发端于人性。

  然而,城市实际上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与风俗之中。这意味着,它在具有一种物理机制的同时,还保有一种道德机体,两者以某些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并相互改变。城市作为一个客观可见的结构,体态巨大,结构复杂,这往往是它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然而,这一结构却是发端于人性的,它是人性的某种表现形式。从另一方面说,这一庞大的客观机制虽然是出于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外在事实加诸于他们身上,并反过来根据它内在的设计与利益塑造这些居民。城市的构造与传统不过是同一个文化复合体的不同面向,只有这一文化复合体才能决定什么是城市区别于乡村,城市生活区别于野外生活的特性。

  建筑师和规划师亨利·丘吉尔从他的职业角度解释了城市满足什么样的需求。“色彩斑斓的灯光、拥挤的人群、自由市场的紧张气氛、大都市中奢侈又罪恶的生活带来的压迫感,不过是大型城市中心的表象而已,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尽管这几乎是他职业价值和回报所应该追求的,但他还是认为这只是大城市的表象,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那些东西可能把人们吸引到大城市里来,它们可能让没见过世面的人瞠目结舌,然后把自己住在小县城里的表兄弟叫作‘乡巴佬’;它们能够吸引旅游人群或者流浪人群。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东西”。

  从广义上说,除非和社会努力的目标结合起来,否则城市硬件设施的规划和经济规划都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努力的目标就是,或者说应当是:让城市成为一个可以把孩子养育、教育成为健康正常人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且有适当的保障;在那里,生活便利、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文化提升等都能够实现。无论从哪方面讲,这绝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过去和现在已经有很多城镇接近这个目标。

  一套满足一家人生活的干净住宅,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一点可供孩子玩耍的场地或者社区活动场所;一所好学校;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给家人提供足够的吃、住房、置衣、看病的费用;社区内有电影院、保龄球馆、沙龙;有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或者一些位于从属地位的东西。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用 E.B. 怀特一段针对纽约的感性描绘来强调一遍城市生活的本质。

  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 ——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

  在 E.B. 怀特的描述中,大量工作——如果是在他所描绘的 1940 年代的纽约——将由若干东欧犹太人、黑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等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来完成;如果是在上海,如果我们还能保有这样的社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安徽人、江西人、苏北人、四川人等来完成。

  但是,城里人不喜欢没有安全感,对外来人口保持警惕,并视他们为城市美好景观的破坏者,可能还是潜在的犯罪者。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强调了这种对“独特性”和“纯净”的需求。人类会为自己设立边界,边界内外分为“我们”和“他们”;对自己这一边“纯净”的追求来自于安全感,也来自于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可。

  有自己特色的社区会有清晰的界限,把它与城市生活中的主流区分开。它们的独特性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城市的网格中有几类社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比如说极富裕的社区、极穷困的社区、与外界交流甚少的城郊社区和贫民窟、由少数种族人群或者移民们组成的棚户区等。

  住在城郊的中间阶层相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也非常重视自己领域的完整性,因为相比于富人,他们的领土更容易被“不懂规矩”的外来人入侵。

  棚户区里的有色人种被迫建立起一种关于家园的警惕性,因为只要不在家的附近,他们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敌意。

  而住在贫民窟里面的白人(例如从欧洲来的移民聚居在某些地段)就不会太在意自己是否占据了某个具有特定边界、带有特定性质的地区。

  ……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问题和矛盾似乎是必然的,并且很有可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好在李·斯金格那个问题一直都在: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它会让我们的思考始终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维度上——如果离开了“人”这个概念,思考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

  毕竟城市是新的,历史并不长,内城衰败、社区解组、士绅化等等这些城市遇到的大问题对于大多城市来说都是第一次;毕竟城市如帕克所说是人性的有机体,而人又是复杂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它反过来作用于城市,每一步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新问题。

  罗伯特·E. 帕克将城市的组织化和解体过程看成生物体新陈代谢的合成与分解过程。个体被整合到城市当中,个体成为社会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拥有一种文化的自然方式是出生于其中。一个人在某个家庭中出生时,该家庭已经适应了一种社会环境——在此处就是指现代城市”,由此,社区、邻里之类的概念才变得更重要。当这些社区中的组成分子遭遇到更多经济上的变故——比如失业、贫穷等问题时,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分化不断发生……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开始具有某种与该区域内居民的特性与品质密切相关的东西。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们的特殊情感。这就使那最初无甚内涵的地理区划转变为邻里,即一个具有感情、传统与自身历史的区域。

  过去的一切形塑着现在,每一个邻里在自身动力的作用下不断展开新的生活,这种情形或多或少都会独立于邻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生活,以及与这种生活相关的利益。

  我曾听威廉·詹姆斯说过“进一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说它是可怕的,主要是由于它打破了现有社会秩序所赖以存在的生活常规,从而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观,比如崇尚节俭、尊重技艺与勤劳的习惯,以及人们的希望、抱负和生活规划,正是这些构成了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内容。

  对大城市做过研究的人会发现,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部分是人,比如那些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由于某种原因掉队,从而被其曾为之工作的工业组织所抛弃的男人和女人。

  进一步的可怕的事情——也是那个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或者有意无意忽略的东西。如果城市是个有机体,它毕竟会不断产生垃圾;如果城市的主体和产出都是“人”,那么这个“垃圾”毫无疑问也会是人。

  社会分裂,城市更新,士绅化,对内城穷人的剥夺,资本有时大度但更多时是残忍,政府有时温情有时冷酷的政策……都会围绕它而产生。

  城市对于外来者的态度,从纳税人口、增加就业、促进城市繁荣角度,对高端的有钱人保持一种倾斜——如果这种偏爱来自于民间,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很正确,但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生活环境本能的一种需求,谁不希望自己的邻居跟自己更接近一些呢?

  但如果是城市主政者,就另当别论。因为城市繁荣并非空中楼阁,这是当政者应该具备的一个常识。

  高端人口当然也不是空中楼阁。纽约吸引高阶外来人口了吗?当然是这样,但纽约最重要的是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对移民的接纳能力。从爱尔兰人,到意大利人,到犹太人,到从南方来的解放了的黑人,到现在波多黎各人,韩国人,越南人,当然也有中国人。

  中国大城市当然也是一样。上海开埠前 100 年在远东地区的辉煌往事,同样是接纳移民的结果。

  2008 年,36% 的纽约人是在国外出生的,48% 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两种语言。整个美国与此对应的数字分别是 13% 和 20%。1891 年到 2009 年间,除 12 年以外的时间里,纽约交响乐团一直依赖国外出生的音乐总监。

  随着 1960 年代晚期大规模移民的恢复,世界上更多地区的人纷至沓来。到了 1980 年代,这些人开始复兴城市中的地方商业街。过去的经年累月的郊区迁徙、民间骚乱,以及城市自身的财政危机,使得许多商业街一直得不到投资。

  21 世纪早期,纽约几乎一半小型企业都是外国人创立的。此外,90% 的干洗店、84% 的杂货店、69% 的餐馆还有 63% 的服装店老板都是移民过来的。

  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刚刚进入大城市的人口的贫困率高于常驻人口的贫困率,这表明城市居民的财富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地增加。从其他地方来到城市的贫困人口不是傻瓜,也没有什么错误。他们纷纷涌到城市里来,是因为城市具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所无法找到的优势。城市贫民窟的严重问题并不在于城市里的人口太多,而在于这些居民往往过于脱离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大量的贫困人口的确构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但是,希望城市能够接纳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要比希望那些潜在的移民在农业孤岛上寿终正寝要好。

  评价一个地区的依据不应该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应该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如果某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所默认的家园,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需要说明一下,在这篇文章中,社区、邻里、城市在很多时候是相通和可替代的。

  我们说的相当多的问题,与内城关联度更高,与郊区化的新城有差异性。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经过一轮或多轮城市改造之后,内城人口大量迁出,比如上海外环外的多个“大居”、北京五环外的多个新城,它们大多是接纳的内城人口,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有极大不同,他们基本上是内城整体上的迁移。

  它比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中所描述的城市居民对自身和城市边界的扩张、与西部拓殖一脉相承的郊区化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要更残酷一些。

  而中国城市郊区化过程当中,还有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确切说是亚洲城市周边“贫民窟”问题的中国版本,而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此地居住者的政治权利实际上是被剥夺的,他们既没有成为票仓的可能,也没有借助选举而获得周期性喘息的机会。

  回到我们探讨的问题本身。尽管我们面对的所有城市问题都有难以解答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略冯内古特针对李·斯金格的描述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老天爷,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幅光景。

  众说纷纭的士绅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它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一,城市更新,城市转型,更宜居……

  士绅化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其表现为内城复兴,所以人们通常也会把它的兴起原因与内城兴衰联系起来。实际上,内城兴衰既有社会解组原因,也有技术变革重新塑造城市影响原因。

  首先来看,内城人口流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结果。早在 1930 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讲座”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在讲了涉及建筑、技术、风格、住宅和摩天大楼等五个讲座后,他的最后一个讲座是“这个城市”。他的话让听众大吃一惊。他提出,“我认为,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城市逝去了。”他列举了多种技术,飞机、汽车、电话、广播,正是这些技术,鼓励人们分散开来。

  罗伯特·桑普森在几十年后认为人类曾经创造了一个“无本地性”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因为全球化、传播技术革新和城市多样化等多种原因叠加影响的结果。

  人们普遍听过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哪都能去,所以我们所属之地的情况对我们的日后生活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随着身份的“去中心化”,邻里被视作落伍之物,被具有可互替换性质的全球网络取代。其他所谓的能瓦解本地背景的因素还包括经济、政治和国家。我们不自觉地受到路易斯·沃思的说法的指引,但加上了一些新的比喻说法:人们愤世嫉俗地认为个体和地方一样——被原子化并且失去了自己成长的社区。出于另一个原因,这一视角与个体选择视角一样不有容下邻里效应的空间。它认为自上而下的(“大的”)过程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力量,淹没了个体和邻里。

  这个技术改变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结束,我们以往所做的“好奇心人类学”栏目中对于人的基于互联网社区的重新组织等系列报道,实际上就是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说的“分散化”、罗伯特·桑普森所说的“去中心化”的一种直观解释。

  科技虽然让人更易取得地方影像,但也强化了地方社区是过时产物的看法。19 世纪的铁路和照片让人易于前往遥远的地方,但也令地方的前景视野丧失其直接性和深度。今日,即使是最小的地方也能在电子媒介的同步交换下结合,却破坏了赋予地方经验独特性的社会距离。简言之,随着市场渐趋全球化,地方则日益式微。

  “去中心化”与我们过去所推荐的文章中提到“去工业化”一道,重新改变了城市。借助于汽车业的发展,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鼓励人们分散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郊区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城市最优先的一个选择。

  但在卡尔维诺笔下,这种新型城市看起来没有什么诱惑力,他甚至觉得超级工业化让人类似乎又回到了农耕文明时代。

  比起之前在纽约度过的两个月,我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周游的这些日子看到了更多的“美国”。某种程度上,我之前所建立起来的“美国也太不美国化了”的印象,得到了一定纠正。

  首先改变的是我自己关于“城市”的概念。从高速公路上开车下来,寻找城市,城市在哪里?开车转几个小时,却找不到想象中的可以称为市中心的地方。是的,虽然还是有“市中心”,有办公集中区,但是住宅区消失了,居民住宅像在我们的乡村一样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中产阶级一般是两层别墅,稀稀拉拉地坐落在大同小异的社区马路边。在这里没有车子简直寸步难行,但是确实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住宅区周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卖部或者小餐馆,或许在某个路口会有个购物中心,也就是人们可以去消费购物的地方。

  我们或许觉得这是城市商业高度集中的结果,但是未免已经过头了。城市变得碎片化,文明习俗和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超级工业已经使得世界退回到以小家庭为核心的状态,全家围着小火炉(现在是电视机),就像昨天的农耕文明一样。

  郊区化出现的问题不仅于此。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种种弊端尽显。杰夫·斯佩克等人所著《郊区国家》总结了若干种可能贻害更久远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种种族隔离的模式具有自我延续性。一个在这种单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很难对来自社会另一阶层的人抱有同情心,也很难融入多元化的社会。“其他人”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外人,他只在被认为夸大的电视节目中才见到过。人们的居住环境越相似,越安全,他们对不同的人或事物的理解就越少,对围墙之外的世界也就越漠不关心。

  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穷人们对中产阶级也是知之甚少,他们坚信那些人同自己根本就不是同类,对他们的痛苦更是置若罔闻。

  在中国,即使没有纯粹的郊区化城市出现,但这样的“以邻为壑”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显露,并且表现得更加凶猛。在《郊区国家》中,作者们将郊区出生的新一代中产阶级儿童称为“尽端路儿童”。

  郊区宽阔、安全、绿茵覆盖的场地适合孩子们玩耍,这也是好处。那么有什么是对孩子不好的呢?那就是,孩子们在郊区失去了行动自主权。在郊区,各种活动场所都被分隔独立开,彼此的距离要用汽车里程表作为衡量。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个人行动的范围最远也不会超过住宅区边界,就连当地的垒球场,也经常是孩子难以独立到达的。

  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新事物——“尽端路儿童”,这些孩子就像囚犯一样生活在绝对安全却又毫无挑战的环境之中。

  或许,在孩子 5 岁之前,这样的情形还可以接受,甚至有人正希望如此。但接下来的 10 年、12 年间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孩子们会一直依赖成年人开车带他们到各处去,这样一来,儿童、青少年就没有机会通过实践使自己成熟起来。

  跑出门去打一桶牛奶这样简单的家务事,他们不能做;骑自行车到玩具店去花掉自己的零花钱,他们不能做;妈妈上班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不能做;步行去上学,他们通常也做不到;甚至过去孩子们临时拼凑起来举行的棒球比赛,也成了历史,因为家长们为了在约好的时间接送每个拼车的孩子,不得不像军事管理一样进行精确安排。

  郊区的家长常常会给孩子零用钱,以此鼓励他们的独立意识。“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吧!”他们说。而子女就会说:“谢谢妈妈,什么时候开车带我去趟购物中心呢?”

  嗯,还有汽车。它把一个乐于交流的民族变成了各自为战的敌人——如果你还记得托克维尔对 19 世纪美国人的热情赞扬,你一定会对下面的这段描述充满绝望。

  在郊区,人们过去在公共领域度过的时间,现在却被消磨在一个既是私人空间,又是潜在反社会的空间里,那就是汽车。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他坐到汽车方向盘后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公民,而变身为一名驾车者。

  这意味着,你再也不可能和邻居成为彼此了解并熟悉的朋友,因为你们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

  你们为路面空间展开争夺战,你在开车时稍一犹豫,或是一点错误的举动,你的邻居就会立刻向你示威:朝你按喇叭,抢你的位置,把车开到你的前面去,甚至其他一些粗暴行为都有可能发生。

  当人们为自己的各种无理、粗暴和挑衅的行为进行辩解时,开车已经成了和喝酒一样用烂了的借口——“他抢了我的车道,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就这样,社会契约被撕毁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市民生活需要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场所。从政治团体到公园,乃至其他非正式的聚会场所,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在衰退,于是人与人的交往几乎成了和知识生产一样的专业事物。”(Christopher Lasch,《精英的反抗与民主的背弃》)在缺少步行空间——如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领域——的情况下,不同年龄、种族和信仰的人们很难有机会彼此相遇和交谈。有些人认为互联网上的网站和聊天室能有效地代替公共空间,但他们严重低估了电脑显示器和真实人体的区别。

  甚至迪士尼都成了一种财富:它满足的是生活当中匮乏的社会交流的可能性。再一次回顾一下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民主气氛和社区认同,会感觉“理所应当”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异化。

  大量郊区居民都喜欢到那里去度假。迪士尼一位建筑设计师指出,游客们用来玩游戏和看表演的时间通常只有 3%,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享受在他们郊区家园严重匮乏的商品:惬意而便利的步行公共空间,以及这种环境氛围所促成的社交活动。

  社交空间,现在几乎成了迪士尼公司和大型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的专利产品了,而在过去,它曾是城市建造者们(无论是古希腊的渔民,还是美国早期的观察家们)认为理应要做的事情。直到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以后,成功的公共环境建设才日渐衰落。

  在导致这种衰落的种种原因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公共场所的建设规则过于简单。